天津，是一座依河傍海而兴的城市。这个曾经的“天子渡口”，建城600余年来，形成独特的城市发展肌理。

　　“一个扁担挑两头”，一位多年从事城市规划的专家这样形容天津的城市发展。在他看来，以海河为带状中心和发展轴线，一头是市区服务业和消费中心，一头是港口物流仓储和大型工业生产中心，“这符合国际上沿河和临海城市的普遍定位规律”。

　　2006年3月22日，在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获原则通过。彼时，天津被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与06年那版相比较，新规划比较大的改变，就是从过去的‘一主一副’改成‘两个中心’”。朱力称。

　　短短3年时间，天津的城市空间规划就发生这么大的改动，原因何在？

　　“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后来天津会发展的那么快。”一位参与到规划制定的专家回忆道。据他介绍，在上版规划制定期间，正值天津经济发展的低点。“我们研究了整个天津的发展速度，那个时候是比较低的，在经济那么低潮的时期，你是看不到今天高速发展的局面的。”

　　朱力在给天津做规划之前，对于这座城市也并不了解，只是有个模糊概念，知道相较于国内其他直辖市，天津的发展速度是慢了一些。

　　此后，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上升到国家战略，在这个背景下，天津的城市发展有了较大的变化。跨越式发展的结果，给一个新的城市空间布局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此外，天津市高层的强力推进，也是城市空间规划在短期内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最初，天津市自己做了一版滨海新区的总体规划，市委书记张高丽看过后不太满意，觉得层次不够。拿给建设部和中规院的专家看，也都认为不行。于是，天津就请中规院的专家来做滨海新区的总体战略规划。”据一位熟悉新版《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制定过程的内部人士透露。

　　而朱力受邀赴津，经过一番调研之后，提出来：要做就做天津的战略。“我当时概括，天津的问题就是滨海新区的问题，滨海新区的问题就是港口的问题，这是我们整个分析下来的思路。”朱力表示。

　　最终，朱力和他的团队的设想被天津市政府高层所采纳，战略规划制定的对象也由滨海新区一变而为整个天津市。

　　天津方面对于这个新的城市空间发展规划也寄予厚望，从一个细节处就可以看出其急迫的心情。由中规院牵头组成的课题组在2008年5月中旬才在津调研完毕，天津市长黄兴国就安排在7月1日听取课题组关于规划方案的汇报，这一点令朱力和他的同事倍感压力。

　　“不过，你也能从中看到当时天津市领导对于这个规划的重视。”朱力说。

　　三个月后，朱力给天津市政府交出了自己的答卷，问题的核心被锁定在港城矛盾之上，“双城双港”则成为解开死结的利刃。

　　天津港发展初期，与所在的塘沽区合作，建设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成功开创了港区联动的发展局面。在港口带动下开发区和保税区快速发展，形成了东部沿海港城联动的工业增长极，由此引发了天津工业东移的空间结构调整，进而奠定了“一条扁担挑两头”的空间基础。

　　如果说在早期港口的发展成功实现了与城市的互动的话，那么发展到现在，港口和城市的空间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港城的中突和矛盾。

　　近年来，天津港的发展速度惊人，吞吐量连年翻番。据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的吞吐量是1亿吨，2004年达到2亿吨，2007年则跃升为3亿吨，每隔三年就跨越一个台阶，造成了后方非常大的疏港压力。

　　“港口后面的铁路公路都从塘沽区穿过，港口周围还要有工业配套，那一摊子工业往哪里摆？塘沽核心区的于家堡金融区以及响螺湾商务区又如何发展？”朱力表示。

　　最终，朱力和他的团队将“手术刀”对准了天津港，在天津东南部沿海建设新港区的设想浮出水面。

　　在朱力看来，南港区的建设将对天津的空间发展乃至区域格局将产生多重的影响：

　　一方面，通过新航道和码头的建设可以支撑整个天津港口做大；另一方面能够疏解现有港区的发展压力，减轻港城矛盾；第三，通过新港区带动临港工业的发展，整合天津的石化和钢铁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第四，以南港区为端点将形成新的产业发展轴，带动整个天津南部，进而带动冀中南，并辐射更广大的中西部地区。

　　“其实最早的汇报比现在的这个激进的多，我当时提出的是八个字，‘港移城进，两港分离’，港往南边移动，直接到南港工业区；把散杂货的东西移走，都弄到南港去。”朱力表示。

　　专程来听的天津市长黄兴国若有所思，评价说，“这是个大战略”。

　　变身“大临港”

　　为进一步促进重化工业向南港集中、整合滨海新区功能区，天津市高层决定将定位多有重合的临港工业区与临港产业区二者“合二为一”。

　　在南港工业区为项目无地可落着急的时候，邻近的临港工业区的主事者却在千方百计地想把填好的地摆满项目。

　　“原来的几个大块头的项目，比如中石油、蓝星，我们这把地都填出来了，可就这么走了。”临港工业区管委会的一位内部人士不无遗憾地说。

　　要想追溯两个工业区之间的这段纠葛，还得从临港工业区的前世今生谈起。据熟悉临港工业区发展历程的一位人士介绍，临港工业区最早是塘沽区“自费改革”的成果，起初并不为天津市所重视。但是，后来随着一些大项目的不断落地，这块海河口大沽沙航道以南规划范围约90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才被天津市决策层所重视。

　　依照《天津临港工业区总体规划(2004-2020年)》，被确定为临港工业集聚基地，世界级化学工业区，港航设施及装备制造基地(先进制造业)，远期发展成功能多样化的港湾工业新城。并成为滨海新区的“一个核心产业区”。

　　“塘沽区当时花大力气做临港工业区，也是为了跟开发区、保税区竞争，通过各种办法把天津碱厂、新港船厂都搬了过来，后来更引来中俄东方石化、蓝星落地，有段时间很风光。”该人士称。

　　但是，临港工业区有一个先天的制约因素，发展重化工业施展不开手脚，就是它所在的区位。因为坐落于塘沽区内，距离滨海新区未来的中心于家堡金融区以及响螺湾商务区近在咫尺。

　　在这个地方发展大型的化工企业，等于是在滨海新区的核心城区边上放置了一颗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主城区的安全。

　　更糟糕的是，如果日后大型石化项目因安全原因，被迫撤出临港产业区，那么前期的数百亿的巨额投资将打了水漂。这无论对于企业而言，还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都是无法承受的。

　　“尤其是中俄东方石化和蓝星两个项目，如果这两个项目真是放在临港工业区，六七百亿投下去了，再想动成本就太高了。”朱力表示。

　　天津市政府决策层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南港工业区项目正式启动之后，就决定将原来落地在临港工业区的中俄东方石化项目、蓝星石化项目迁往了南港工业区。

　　此举，对于正处在上升期的临港工业区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有临港工业区管委会内部人士就表示“非常心疼”。

　　天津市长黄兴国曾就此专门作出批示，称“临港工业区从吹泥造地至今5年多，成绩显著，功不可没。规划调整时，顾全大局。最近加大招商力度，装备制造、粮油食品新项目又重新摆上，希望再接再厉，开创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