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杰 北京报道

　　“除出台一些降温、整顿当前市场秩序的措施外，还应基于长期发展的需要，抑制过度膨胀的、超出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需求，舒缓、推延聚集于当前的需求；在强化法制的长期约束的前提下，配合以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随时解决市场运行当中出现的临时问题。”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董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再次阐述其对宏观调控的观点。董藩表示，几个月前写就的针对宏观调控的万言建议书已经通过民主党派等渠道上交中央决策部门。

　　据董藩本人透露，中央有关部门已作出回应，称已经收到他的万言建议书，但未作进一步的说明。

　　“国有商业银行住房按揭首付比例决定权回收央行”

　　董藩在建议书中判断，在需求膨胀的情况下，利率调控的作用确实有限，因为它的提高受制于基准利率水平，但是首付比例的调控作用却非常强。将首付比例由20%提高到30%，对需求的抑制已经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如果需要，可以继续提高。

　　“金融政策在目前的这场调控中，表现得有些力不从心。”董藩预测，如果侧重考虑首付比例的调控作用，当下政策的疲软效果将得到改观。以北京市场为例，购买一套价格100万元的房子，20万首付可能比较容易筹集到，但是如果提高到30万元~40万元，许多人将不得不推迟购买时间。因此，需要修改当下的商业银行住房按揭政策。

　　董藩认为，1998年，央行曾宣布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限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商业银行根据信贷原则自主决定发放贷款。现在看来，在转轨时期，基于保证金融安全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将国有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首付比例决定权掌握在央行手中很有必要。

　　“其实，单就短期内控制房价上涨过快，动用这项政策可以一招制胜。当然，首付比例应试探性地提升，以免造成需求的过度萎缩。”董藩表示。

　　“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严格限制住房的过度需求”

　　“中国人的炫耀性消费习惯是很强的。如果孤立地看，居住条件的改善是好事，但是人多地少、人口继续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基本国情不允许居住消费欲望继续膨胀。”

　　比如，1990年，许多地方一套85平方米的住房对正处级干部来说属于超标；1995年，100平方米的住房随处可见；1998年，许多开发商把120平方米的住房作为主要开发对象；2002年，该标准提高到140~160平方米，现在200平方米以上的住宅是常见的。

　　董藩据此认为，由于土地资源的公共属性和稀缺性，这种过度消费行为的泛滥将侵犯其他居民的居住权。他建议说，“中国应该考虑通过行政立法严格限制新开发单套住宅标准在150平方米以上的项目，超过标准的，需要省人大或者政府审批，购买者在行政级别、职称和纳税额上也必须达到规定条件，并考虑用累进幅度较高的物业税来抑制住房面积的扩大。另外，应通过立法严格禁止一个家庭名义下拥有三套以上住宅的情况。”

　　一位持不同观点的业内人士对董藩的建议进行了批驳。该人士表示，由于董藩教授提出的建议措施是建立在后市房价以及

　　记者请业内一些大开发商和业界专家就董藩教授的建议做评价时，他们均婉言谢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