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把四合院的私密性无限放大了”，说这话的时候美国NBBJ公司高级代表高小惠特意把原先放在桌边的双手向前摊开，以表示特别的认真和肯定，在他看来用连绵不绝的围墙来圈住一个巨大的社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大型社区究竟应该是封闭还是开放听起来仅仅是一个社区管理的问题，在规划者看来却是一个涉及城市规划究竟是采用大网格还是小网格的基本原则问题。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人 率先以大跨度的主干道、次干道形成的大网格来规划自己的城市，这一原则在前苏联传授给中国之后被彻底运用至今，尽管被热烈讨论的北京新城市规划已经基本成形，但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根本变化反而有加强的迹象。

　　在大多数人看来大型而封闭的网格或者社区起源于中国人类似于四合院的私密性“院落”精神，这一精神被作为特色居住文化被强调和延续，以至于所有的开发商都不得不去做“全封闭管理”的文章。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私密可能并不是源自于传统的四合院，而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院”变种，是一种被夸张和变型的假传统。

　　封闭大盘肿瘤

　　谈到矛盾和差异，高小惠有很多话要说，就在不久之前，他所在的NBBJ公司在为一个大盘项目做规划时提出把社区内道路由直线改成曲线还颇费了一番周折。NBBJ之所以要把直线改成曲线的道理非常简单，一是曲线道路可以让社区内行驶的汽车自然减速，其二是汽车自然减速就可以免去为减速设置的高低不平的人工障碍，便于冬季铲雪车工作。即便是为这个并不复杂的设计，NBBJ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说服开发商。

　　“国外设计师来这里会面临很多差异，比如要求封闭、朝向和风水等，难以理解，”高小惠说，“我们能做的相当有限，因为大的规划已经限定死了，只能尽量多考虑出入设置。”中国的大盘项目的确会让来自美国的设计师头疼不已，就如NBBJ设计师Neil Anderson感叹的，“在中国不管是多小的规模，在国外都是大的，尤其是你们所说的大的规模，在国外更是不可想象的。”动辄几十万平米的大盘被限定在牢固的围城之内，仅仅是交通问题已经足够他们好好琢磨了。

　　我们是如此爱好大盘，又如此热爱私密，但是这些封闭的大盘带来的问题也是如此的严重。在天通苑周边，有三个超大型大盘，总共面积达到800万平米，人口达到30万不亚于一个中等城市规模，这30万人进入社区的渠道却相当有限。家住天通苑和回龙观之间的高小惠仔细观察过天通苑堵车的情况，“进入社区的大门只有一个，而准备进入的车队只好在交通主干道上排起长龙”。除天通苑之外，号称亚洲最大住宅区的望京新城和密集的回龙观同样给当地交通带来了莫大压力。

　　除了交通微循环问题之外，大网格式的规划还带来了商业和公建的烦恼。天通苑、望京和回龙观的就学、医院、商业配套几乎每年都成为北京市政协提案必不可少的热门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

　　大盘或者大社区现象并非凭空产生，它与规划思想密切相关，建国以来的城市建设就是要建设大网格的城市。“大网格式的规划从苏联传来，后来成为我们城市规划的八股。城市按照主干道、次干道划分，主干道必须400米见方。它造成的就是规模很大的住宅区，比如目前的亚运村，1公里见方的区域内没有中间通道。”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说。

　　同样是大型住宅区，小网格的方式却可以缓解交通压力。方庄的规模不可谓不大，但是它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被封闭起来，而是内中各个小院单独区隔，住宅区内的各条道路都能与城市主干道相连，交通显然方便很多。当然，有趣的是，因为其不够封闭当年的方庄还被很多人批评，如今却可以算是惟一不堵车的大盘。张杰认为，规划必须考虑到微循环，“大型封闭住宅区只有在远郊区作为飞地才有意义，否则它就是个肿瘤。”

　　“院落”演化

　　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社区封闭起来？对这个问题开发商的回答几乎都是一致的，只要看看地产广告，你就会明白开发商如何把“私密”解释成为中国传统居住文化习惯。它甚至可以通过被延伸到北京的四合院、南方的园林而获得居住之外的心理或者文化享受之上。但四合院追求的那种私密果真是当下我们追求的私密吗？

　　四合院与眼下大盘的最大区别显然是规模。四合院本身规模就不大，而其与邻里之间的距离就更小。典型北京胡同的轴线之间距离是78米，住宅在其中占72米，胡同的宽度在6米左右，可以说从四合院出门就可以和邻居亲密接触。而且关键的是，四合院本身并不团聚成更大的封闭社区，各条胡同均与城市主要道路相通，它的配套设施也没有集中现象，都是自然形成。即便是把紫禁城看成最大的一个封闭社区的话，它的规模也远远比不上望京新城。

　　“我们现在的院落概念实际上更多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院！”张杰将封闭式大社区的形象归结为解放后出现的自给自足的公有制大单位。在这样的社区内必有高高的围墙将之与别的单位和居民区区隔开来，尤其要和周边的农业村社区别开来，必有从幼儿园到医院乃至邮局的完全配套，如果它够大的话它甚至要准备一个火葬厂。惟一的不同只是当初做主的是某某单位，而现在操心的是开发商。这的确是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怪现象，在市场经济改革多年之后，人们自由购买的由所谓市场操作出来的商品房仍然保持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格局和风貌。

　　当然，如果认为中国人仅仅有私密和被夸张的私密观念那也是错误的。在整个清朝中期到民国，广州形成了高密度的城市居住文化，这个过程非常明显受欧洲移民文化的影响。这个城市是没有院落的只有街巷文化模式。再看北京，民国时期，北京建了很多“吃瓦片的”，就是把过去的大院落拆了，盖很多一排一排的平房。在北京的东城、南城、北城等各个地方，有很多院子看似是四合院，但实际上是大杂院。在北京有很多叫“里”的短的巷子，基本上都是在民国形成的。

　　张杰假设，“如果北京在民国时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比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要大的话，北京可能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是这种类似于北方理论的建筑传统。”他认为，这种趋势可以在我们国家近代的城市中找到无数多的例子。这适合于那个时代核心家庭到城市中，应付城市住房要求，反映了从传统的四合院大家庭，到近代的、现代的以核心家庭现代化城市发展需要高密度、小单元的居住文化。(本报记者 姜洪桥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