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同时表示，下半年开盘量比较大，而且其他公司在下半年也将会放量，加上政策面的众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他对市场还是非常担心。

　　“政策面影响还是很大的，虽说我们的客户以自住为主，但我们还是希望有投资客进来，政策对自住客户的需求影响也会比较大的。”该人士表示，对于下半年的销售策略，需要有一定的调整。

　　新聚仁机构的吴冬是一个看多者，他认为，现在还不需要对后市担心。“出了那么多政策，只是代表暴利时代的结束，一个傻瓜买房时代的结束，技术购房时代将来临，房地产的利润会趋向平均。”吴冬说，“现在市场出现一些慌乱，那是市场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同时，吴冬承认现在市场中投资资金的确不少，但他觉得对市场的影响不会很大，“一些成熟的投资客是不会跟风、恐慌的。”

　　对于国八条，吴冬认为，国八条的目的是规范市场，而不是打压。

　　上海财经大学房地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房地产经济学会副会长印华教授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现在房地产市场不会像1990年代中期那样“一刀切”，政府出台各种政策目的不是为了使楼市萧条，而是希望楼市稳定健康地走下去。

　　对于政策，印华教授一直坚持房价有市场自身的规律来调节，而不需要政府过多地干预。“政府可以适当修补一些市场不能做的，不要深度介入。”

　　他认为，不管是投资还是投机，都不应该用行政的手段来控制，那样的监管成本非常高，政府只要规范好，完善市场规则，弥补交易漏洞，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上海市房产经济学会高级经济师顾海波则对后市表示了担心，他认为，现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失衡，资金大量来自银行，风险集中到银行上面，大量国内外投资、投机者充斥上海楼市，现在急需整顿。

　　洗出去的和留下的

　　陈翔(化名)是上海一家媒体的记者，4月15日，他刚把手上的一套房子卖掉。

　　“上海的房价实在太高了，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也高，我想离开上海。”从过年前开始，陈翔心中一直有个打算：高价把手中的房子出售，然后去广州工作，安家广州。

　　2003年12月，陈翔以总价39.5万元的总价在闸北永和小区买了一套85平方米的房子。加上装修、电器、家具和交易税费，他总共的花费在49万元左右，其中有部分为贷款。

　　3月份，上海市针对楼市的众多政策出台，让陈翔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城市。4月15日，他以75万元的价格把手中的房子卖了出去，除去税费，还掉按揭、借款，陈真正到手的钱大概在40万元左右。

　　“这些钱我可以在广州付两套房子的首付，一套50万元，另一套20-30万元，把其中一套租出去。”陈翔算过账，在广州，50万元的房子，如果地段好，租金可以达到4000元。

　　“在广州，生活质量会有很大的提高，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像在上海这么大。”陈告诉记者，广州的一家媒体已经向他发出邀请，月薪在7000元左右。

　　与陈翔不同，从事建筑行业的杨爱青则选择坚守上海楼市。

　　“我觉得上海楼市还会涨。”杨爱青是一个房地产投资者，按照有关部门的设想，杨爱青这样的投资者是需要从楼市中洗牌出去的。

　　从2001年到现在，杨爱青每年都会买一两套房子，至今，他手中已经拥有9套房子，其中6套在上海。现在，这些房子的总价已经超过1000万元，但只有其中3套有贷款，总贷款仅为100多万元。

　　“就算跌了，我也不会把这些房子卖掉，”杨爱青说，“遇到一些好的楼盘，我还会买。”

　　“这是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应该留下来的走了，该走的却留了下来。”上海房地产市场的一位观察家刘海明(化名)认为，政府的一些政策还是有一些问题，目的与最终的效果并不一致。

　　刘海明说：“洗盘出去的不应该是那批人，这也并非政府的本意。”

　　洗盘与一个城市的定位

　　华东师大房地产学院教授、房产之窗网总经理龙胜平也认为当前的一些政策影响了自住购房需求。

　　他举例，提高首付款对购买力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以自住为目的的购房者。

　　同样，对于众多银行拒贷房龄超过20年的老公房也抑制了自住性消费，因为购买这部分房子人大部分是自住的，出售这些房子的人也是以改善居住条件为目的的。

　　“接下去我认为上海楼市将进入一个洗盘时代，洗出去的人不是按炒楼与非炒楼划分的，洗出去的人是那些对后市信心不足的或是考虑上海购房不划算的。”刘海明说。

　　对于“洗盘”，印华有另外一番理解。“我觉得户口制度都可以取消，像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城市需要的不是户籍门槛，而是经济门槛。”印华认为。也就是说，哪些人该留在上海、哪些人该离开上海，要由市场经济说了算。

　　“如果不是由市场经济来调节，那么上海就可能成为贫民窟。”印华说，“拉丁美洲的一些大城市很多都发展成了贫民窟，上海不能步那些城市的后尘，上海的目标是伦敦、纽约等国际城市。”(文/陈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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