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为(世邦魏理仕)：我只能以外资和外来人的身份去看。

　　第一个问题，我们从外资的角度，其实所有这些调控我们认为是好的，里面惟一最大的点就是问操作怎么办。前面造成很多操作起来的困难。包括已经谈好采购的已经要买的，现在合同没办法签，因为现在没有依据去执行。刚刚出台的时候很多人问到为什么，从房地产这一块是没办法解释的，因为刚性需求那么大，没有有效政策控制需求。但是供应一收紧，就会造成价格上升。当时媒体报道要压抑房价，外资就认为没办法。

　　如果从更高层来看，前面有专家说到从货币、资产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明朗，也让我们想到去年7月21日人民币第一次升值的时候，跟这个说法很类似。现在过了一年说是不是要调，从外资的角度觉得人民币还会调，变成从这个角度看，现在我们谈外资不谈合不合理，而是希望早日操作的这一块比较清楚。但我相信内资的开发商也一样，前面张先生说到的，到底游戏规则没有改变。外资也是这样看，内资希望不改，外资希望改，看以后怎么做。

　　其实房地产从外资的角度我们认为有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房地产现在占中国整个固定投资里边太大一块，但也可以理解，这个行业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发展到今天，我来中国十几年，我刚来跟我的家人住在很老的

　　刚才专家提到政府依赖土地所带来的税收，这也是很大的一块。我最近也跑了一些地方，看一些旅游区，我也不理解一些旅游区在里边消费、买东西，没有发票。到底政府在里边赚什么钱，也没有其它收入，把房产都租给这些用户，这些用户是固定的租金还是什么？也没有办法参与。有关房产这方面，政府的收益非常非常单一。当然现在有商业房地产，有酒店。

　　吕尚春：进入个别人的口袋。

　　黄大为：这也是一个根本的很难解决的问题。在民生上面也有很大的问题，中国人必须先安家才能治国，包括在香港，我自己亲历过，我毕业的时候，80年代邓小平跟撒切尔夫人签协议，香港经济下来，到后来邓小平南巡，经济突然起来，香港每个人都买房子，甚至是一个家庭50%、60%、70%、80%的钱买房子。这样资产会增加，家庭当然富起来。这不光是亚洲，世界很多民族是这样的。好像房产明显价值下来非常难，除非灾难性的东西，比如自然灾害或者是打仗。中国人有一个心态，不行就自己住。而且现在除了旅游，没有很多一般百姓可以投资的渠道，但是可以投资股票，可以投资其它，但是总的来看还是风险房产比较低，没听说过房产老总有什么弊案、虚报财报，所以房产买了今天值50万，明天值20万，不会，但是股票有这个可能性。这也造成太多的包括民间的资金跑去做房产，因为没有其它的出路。

　　还有一点，政府在里面要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目前还不是每个方面都能照顾到。比如公房，直觉来讲政府应该有一个公房制度，不管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还是依靠民间的资金，鼓励、奖励他们做，还是用香港的方法，利用资本市场上的钱，由政府带头把资产打包，可能再放到资本市场上，利用这个钱来滚动。但是政府必须在这方面有明显、清楚的政策，有清楚的制度。但是目前从外资的角度，对目前政府执行力也不是完完全全很有信心。

　　举一个例子，这两天看北京在“8#zhPoint#31”之后，现在还有485、486块地还没有处理，“8#zhPoint#31”日之前没有做的地方就收了，为什么收了两年之后还有486块地？再过两年会怎么样？我以前在中国也当过开发商，走到哪里被哪里骂，是厌恶行业。我就解释给他们听，我说房地产开发商并不像你们平常看的那么光荣，是社会人物，我们是用很多的资金、很长时间回收。尤其是外资在中国，我以前那个企业在上海，在上海的银行里有10亿人民币，但是买不到地，因为要招、拍、挂，外资企业要扣分，外资企业项目公司没有开发的业绩，根本不及格。

　　黄大为：我们还是买到过。我们也是跟本地的方法一样，先拍下来，付一点钱，再跟政府慢慢谈。算一算我们的回报就可以算过来。如果要60天把所有的土地算一算，头审会不过。这个问题在行业里是存在的，外资来看这个行业的格局还是比较乐观的。这个行业有一些比较强的刚性的需求，这个行业一定好，在需求方面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改变。我坐在这里，包括我的同事问我买不买房子，我一定要买，只要不超过贷款，一定要买，我们做房产不会卖到太差的房子，当然也不是说做房产不能买到太差的房子。

　　目前对外资来说很担心的是，现在好像一刀切把外资说成是罪魁祸首，现在买不起房子是因为太多人进来盖贵的房子，所以百姓买不起房子。因为太多人买奔驰车，所以大众只能买自行车了。政府报道外资的参与可能跟现实里还是有一定距离，外资参与连我自己都有压抑，因为如果在工作当中碰到外资在什么地方投了什么项目，其实压力真的是很大的。回到刚刚说的问题，现在开发商的渠道很有限，大家都知道中国市场有那么强的刚性需求，现在把钱放在这里肯定有用。但是它要排除的是因为人民币升值，所以房地产是最容易大量的钱跑进来，要杜绝是合理的。但是目前有很多不清楚的因素，从外资来讲要尽快把这一块透明起来，让正规的外资投资商进来。比如现在谈的一些保险基金，它们都是买一个资产，要留着20年、30年。但是苦就苦在现在没有这样的物业，因为现在的物业回报率太低，没有办法。

　　刚刚提到政府要解决廉价住房的问题，其实从外资的角度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因为现在不行，限制外资进来，到本地一定要跟本地银行借钱，以前不用，可以跟外部贷款，可能是2%以下，光是赚利息差额就可以做廉租房。以前不能做的是因为我们管理的费用比较高，只要我们一个不小心，或者二级、三级政府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就没钱赚了，如果没钱赚，股东不会原谅我，不会因为我完成社会责任股东就放过我。但是如果这一块有一个更妥善的制度，其实外资在这上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保险基金、其它的一些投资基金，他们的资金取得成本比较低，可以投资做这一块。因为大家做的是成本能不能控制得好，能不能在很窄的利润里赚到钱。靠目前内资的发展可能就比较难，我看到一个数字，中国头一百家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只有市场份额的1%还是多少，非常非常低的数字，就说明有太多开发商在这里，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把资源、人员都分散了，可能看到一个好的就双倍的薪水把他挖过来，虽然这个企业不适宜开发很多。这显然是不对的，从行业的角度，希望可以目前的一千家房地产公司变成一两百家，找很好的几家来做，未来的格局可以往这上面来做。至于“封嘴”问题，外资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谈到经济适用房，目前有恶人应该去做，但民间同时也有责任对他的股东、公司有回报。民间有这个责任的同时，政府不需要提供一些实际的优惠让他们做。而且我刚刚说，我也不认为政府应该单一说这应该是由民间的企业里做，或者是由有政府背景的公司来做，也应该考虑多方面运作。比如经济适用房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比如资本市场上的运作。目前如果我是开发商，我愿意去盖经济适用房，但绝对不会愿意做里面的商业配套，都没有钱赚，而且管理还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人们也不愿意住经济适用房，因为环境不好。如果经济适用房可以随便买卖，或者不住进去也可以租给别人，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如香港和新加坡，他们的公房一定年期之内是不能卖的。甚至新加坡的祖屋，连租都不能租，可是底下一定有对策，比如三个房间，把一个房间锁起来，就说我住在里面，什么人在住，这是政策上面的灰色点，他们还会出租，还是有政策。如果经济适用房是3000块钱没有多大差异，如果经济适用房是1500元/平米，差距就比较大，如果政府担当这个责任，中层的产品自然就会有市场的力量去调控。目前的困境，大家觉得这个行业是不对的，这个行业赚太多的钱，没有社会责任，其实这个行业也不容易，也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企业在那里面投，尤其是本身资源如果不够，或者是没有产能做好这个东西。目前在中国门槛很低，但其实里面的技术含量是很高的，里面要做好每一环节。建筑是一个很难的非常细分的行业，在一个工地里，同样是干粗活的一个工人，搅水泥跟绑钢筋的都不挣钱。所以，这个行业是有必要通过政府的操作把它更规范，把适当的门槛提高上去。目前大家觉得我每天住在房子里，我什么都懂，就跟每天都坐车就会设计一辆车一样，是不对的。

　　汪利娜：今天听了大家发言挺受启发的。前不久央行召集国内专家和国外房产专家开研讨会，当时美国摩杰商学院有一个专家讲的使我很受启发，现在我们国家频频出台政策，但是政策实施效果非常不好。但是那次研讨会上，摩杰商学院讲的是说房价为什么上涨那么快？实际上政策比GDP还重要，房地产上涨的变化常常跟供需关系相关，我们常常讲GDP的增长、收入的增长、全球化这些是促使房价上涨的因素。但是对于一个市场不成熟，特别是我们国家是处在转型期的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往往要大于基本面的一些因素。

　　回顾我们国家房地产热，房价上涨，从基本面看看政府出台的政策，和制度因素对房价影响是比较大的。第一是土地政策，我们国家从2002年开始实施招拍挂，实际上政策似乎是一个市场化的政策，但结果是在整个土地制度不健全的非市场化的环境下展开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国家土地制度是两种所有权、两极市场，集体土地所有和国家所有。两极市场，一个是征地，一个是城市建设用地。这个制度在交换中间，地方政府扮演一个独特的角度，它垄断了征地市场，然后再招拍挂，时间、量上和地段上都由它来主导，它所说的“一口进”和“一口出”很容易造成建设市场上价格的上扬，因为这一块本身土地的供给就是弹性价格，政府一会儿停止供地，一会儿在时间上不确定，给市场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

　　比如北京是2005、2006都公布了供地计划，每年都是6500公顷，供地规模没有变化，而且住宅用地占的比重也不小。但是今年一说四环内不增加经济适用房，二环内不搞商品房价格。所以，你看这个政策一出台之后，北京四环内的土地据我所知，房子下8000一平米的没有。我的朋友当时因为他母亲的身体问题，一定要在上地那边买一套房子，一天之内价格涨了2000块。就是这么一个政策，我感觉政府虽然出台一些土地政策是为了推进市场化，是为了抑制土地价格。大家都说土地供给少了，所以北京市把土地供给量公布出来了。但是有时你的政策对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所以，今年北京的房价蹭蹭往上涨，跟政府的用地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虽然它在讲我们的居住用地没有减少，但是我们不清楚，而且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土地价格指数也是波动很大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多少地是用于拍卖的，是给开发商的，也不知道多少地是供给单位搞住宅建设的，所以搞不清土地供应量到底是多少。

　　王洪：透明度的问题。

　　汪利娜：第二，住房制度的改革。实际上虽然我们国家住房制度改革这么多年，但是自己一直感觉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老百姓都让它住宅商品化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官员的垄断住房的权利。朱镕基一直在讲一届政府卸任，这些官员要自己买房子。经常政府官员要跨省，在这一省走一圈可能三套房子就出来了，在各个国家机关走一圈，一人拿9套房子的都有。所以，像华北电力最近公布了，还有银行、财政，某些垄断行业住宅房子可能分3次、4次都不止。我们搞了一个统计，从存量讲，真正商品住宅不占存量的40%。从基本建设的更新改造角度讲，增量相对于房子的供给也不到50%。所以，从这个分析来讲，我们国家住房市场化的程度还是相当相当低的，所以政府老是盯住商品住宅这一块价格上升，但是忽略了由于你的观点没有建立，另外垄断行业住房福利还在很大程度保留着，给整个社会的示范效应就是房子越建越大越好，政府给的福利不要白不要，这种示范效应对市场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政府的调控可能还是需要有些新的视角。

　　政策老调控市场化这一块，但是老忽略了非市场化的因素，所以效果就非常非常低。另外，我们国家税收制度也是滞后的。世行有一个报告，中国有一个10%的高收入群体，如果这10%的群体都集中在城市，城市现在是5.4亿人，差不多就有1点多亿的人是富裕阶层。这个富裕群体占了中国整个消费的30%的市场份额，他对住房的需求肯定是面积越大越好、越高档化越好。由于这个市场的存在，户数大概是7000多万户，就相当于加拿大市场的1.7倍。这个市场的存在，所以好多人说北京的房子这么高，跟你的收入差距差了3.6倍多少倍，但是有高收入群体在那儿，房价涨也好，地价涨也好，总有一个群体在那儿支撑着。所以，收入如果不解决，贫富差距这么大，人家都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我们现在是两头大，高收入和低收入占的比较大，必然造成住宅市场的扭曲。

　　另外，我们国家税制这方面也是非常滞后的。虽然现在调了，五年之后房价要交个人所得税，但是申购政策老是加税、调税，新建房这一块都允许它转手，二手房就活跃不起来。我们老讲调整住房的结构，但是不能光盯住新建房这个结构上让它建小户型、建低档的，忽略了住宅市场结构是一个多元的，包括新建和存量，包括租与售这样大的结构，老是盯住每年新建的5亿多，占全国存量的100多亿平方米，你不去考虑的话，光增加二手房的交易，抑制投机，但实际上很多合理的交易也被抑制住了。二手房个人所得税是20%，后来大家算了一下，70万的房子可能付税是7万多，那就没人交易了。所以，大家又把需求转向了新建房的市场，存量就不在市场上，流通又缓慢了，大家又盯住新建房，新建房的价格还得往说走，因为大家没有地方可去，没有别的房子供给。

　　另外，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该做什么？大家都提到了新加坡、日本、香港。日本是搞公付、公团、公营。建设部老愿意引用“日本的平均每套房子是93平米，德国是85平米，法国也是86平米”，可是你别忽略了，人家不同的供给渠道的房子面积是不一样的。日本市场化的供给房子是130平米一套，但是政府供的、公团供的都是30平米，都是小户型的。新加坡政府搞的公屋也好、居屋也好，人居面积一开始是8平米，现在升到了人均11平米。政府不论是怎么样也好，一定要在市场上搞一个中低端的低收入或者是收入偏下这一部分人，这是政府的职责，不管是补人头也好，补砖头也好都是政府该做的事。所以，你不要老想让开发商理想化，我们不说开发商都能为政府去服务，但是也不能把开发商的逐利行为妖魔化。政府在市场上的定位在哪儿？市场缺什么政府就应该做什么，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我们国家多年来企业逐利，政府也在逐利，不光是在土地上政府在逐利，在住房供给上政府是缺位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你可以要土地国家所有，但是权责利一定要统一，不能只要权、利，不要责，国家公有制，政府调控土地是最好的，调控能力是最强的，你提供的住房应该低于市场化的国家。可是恰好在中国土地国有的情况下，政府廉租房，经济适用房2002年以后连续两年都是副增长，原因是最好的土地都用来盖经济适用房。政府不干政府该干的事，市场扭曲盲目怪罪于开发商可能是欠公平的。

　　英国是公房私有化国的最早的国家，但是还保证了18%的公屋，就是为了低收入的人群。

　　其实讲到信贷政策，中国政府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其它的行业实际上不良资产率更高，尤其是农业贷款，不良率达到40%。开发贷款，现在这一块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它的不良率也就只有在10%左右。而且我们国家现在整个银行业面临的是流动性过剩，大量的资金，老百姓在这种时候，尤其是金融资产金融工具比较短缺的情况下，大量的储蓄没有地方去。而且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大家都把外汇转成人民币，就造成了流动资金的过剩，钱去哪儿？

　　现在银行只提高贷款利息，不提高存款利率，就加大了存贷的利率差，银行所以有动力继续放贷。而且像王教授讲的，国外对老百姓购房都是给低息的贷款，国外什么贷款都可以上调，但是老百姓的住宅贷款一般都是比较低的，而且政府有金融住房贷款担保。有抵押贷款证券化，都是为了降低银行风险。所以，一讲银行风险就限制银行贷款规模，这不是抗风险的手段。最好的方法还是通过资产证券化，靠发展投资信托基金，多元化的投资渠道，来分散投资风险。

　　王洪：大部分的钱是堵，堵这儿，堵那儿。中国的哲学，我们说堵不如疏导，我们疏导的政策少，应急可以，但是我们长期考虑政策要长远有效，就要多注意一些疏导。

　　汪利娜：房地产需要调控，因为关系到国民经济，关系到民生，关系到银行的安全，但是调控应该有一个新的思路，或者是应该从自主建设入手，从土地、税收、信贷、收入分配、住房制度这种体制上来加强建设，而不是哪儿出了问题就去补窟窿，老是对计划、指令性的东西轻车熟路，用经济杠杆调控市场可能欠缺一些。

　　赵民：两句话，第一句话，从这次调控看，战略上正确，战术上部分正确。中国人喜欢说正面的话，部分正确，也就是说部分不正确。这次市场调整完以后，我认为到2008年房地产的整合还会到来，就像十年以前家电行业的利润一样，房地产的大公司会更大，小公司基本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整合是通过政策有形的手来实现，而不是像家电是通过市场无形的手形成。

　　现在老百姓流传着三句话，新的三座大山：医疗、房子、教育。成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就为这三座大山疲于奔命，所有的钱花在这三座大山上，医疗农村看不起，城市生了大病不敢治疗。教育是不管什么样的幼儿园还是小学、中学，都是面向富人的，穷人根本养不起孩子，上不了学校。农村孩子考得上大学，上不起大学。对房地产的抱怨也是基于这些方面。我们所有人每天努力工作。

　　为什么改革开放20年之后，15年、20年前的满意度都没了，这是面向千家万户个人消费者的三件事，而这三件事全部都是需要政府来给予解决的。

　　从战略上讲，一个国家持续的战略，保持一个大的战略二十年不变，二十年外边环境也变了，也应该换换，所以大的战略总体上说是正确的。房地产政策的问题是政策问题、社会问题、大的战略问题，房地产行业的反应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形成的。为什么战术上不能错误呢？我们的政府现在还没有经验来处理全球化开放的环境下宏观调控的经验。现在的宏观调控跟十年前的宏观调控最大的不同是房地产行业不同。另外，民间资本比十年前大大增加。所以，调控企业这一方，调控银行这一方，已经不解决问题。因为市场的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三足鼎立，而不是原有28年前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15年以前买汽车都是要配额，要审批，都是政府单位公干的，不是私人用车。现在买房子资金的来源，除了所看到的通常情况，像民间炒房团的资金来源，是这样三足鼎立。借鉴开放国际上的经验是不够的，所以犯点错误也是可以的。

　　关键是没有找到房地产房价上涨的根源，要解决房地产高价房子的问题，一定要改变中央和地方财政税收的分配制度。如果这个不改变，大家都去买房子，永远价格下不来。真正房地产涨价的受益者不是房地产商，而是地方官员，是他的政治生命，他对国家的贡献。你到每个城市去看财政，按照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收入分配，本届财政可以支配的现金流通常是他买土地现金流收入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江浙一带苏州和无锡，市委书记可以支配的本届财政收入，通过买地换来的钱要比中央、省、市三级分配拿到的通常是八倍，这么高，所以根本不能离开土地收入，一离开土地收入家就没法当了，这是根本的问题。 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是什么？是他的一颗棋子而已，不通过他拿不到这笔钱。这个只有老百姓急，中央政府不急，中间的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公司是两个老鼠结合起来管理两只猫。这个没有根本解决，中央搞90平米的政策是急了。但是为什么不是89.5平米呢？也不是90.5平米呢？就是90呢?道理没有。北京的中央国家机关、国务院国家机关的这些副处以上的干部有几个是90平米？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是不是合理。你不要看地方基层，看看自己就可以了。这是部分正确里边的不政府的。

　　对房地产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有资金、有实力的人要放心大胆地做，不会有错。当然学乖一点，中国的任何事情，经济的问题是不能跟政策和社会问题比的。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只能依赖政府深层次的改革，否则所有的人还会做“三奴”，这是一个基本的。所以，大城市的年轻人通常不结婚，或者是晚婚。一方面有思想观念的解放，另外一方面，几年工资可以买房？一个北京的MBA毕业以后，一个月8000到12000，一年就一平方米，12个月是12平方米，读了MBA，读了北大、清华，20万、18万、15万，10万以上的MBA的结果是一年不吃不喝要干12年，还是北京四环之外的。这个收入结构根本不适宜一般人群，最后很多人为了子女，打一个擦边球，出问题就出问题了，不出问题就可以了，这些问题都会来。只要把这个改变了以后，地方政府才能真正从老鼠变成猫，跟你一起捉老鼠，而不是现在地方政府本身穿着猫的外皮，自己是老鼠，干老鼠的事情，这是根本的东西。

　　所以，房价上涨，我可以预言，像北京、深圳都能控制住，但是二级城市的房地产就开始加速，像天津、长沙，吉林、长春或没有起来，过半年、一年吉林、长春就起来了。原来这些地方的房地产上不来，但是因为上海、北京、深圳一掐，那些房地产老板就马上转移阵地、战略，就把那些二级城市给炒起来了，结果是好心办了坏事。现在北京的单月房价的增长相对于过去五年相比，过去五年都是均等，每年增长10%到20%房价，现在一个月增长10%到20%的房价。这都是现实，不管是哪个统计数据，使我们感觉统计数据都比我们周围的要低。

　　我的根本看法，要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发展阶段、更大的范围来看房价的问题，根本的原因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如果不能改，生产力改革改得很快，上层建筑就改得很慢。最后就像人走路一样，左脚跨得很大，右脚跨得很小,实际上重心离的很慢。最后要不停地改。转型中的中国充满着生机，这是有道理的。现在很多房地产业的老板原来都是做编辑的，可以看到这是差别，不说话就干了。

　　王洪：既然大家都看好房地产长远的发展，让房地产大胆往前走。但是我觉得房地产这个行业，我们尽量不要有大起大落。但是搞市场经济一定会有周期性，一定不是直线上升，一定的增点还是有的。简单说起落要尽量减少，但是这么多国家搞市场经济，只要搞市场经济就要有一定的周期性，这个行业的规律也是一样。

　　张寅：现在就是要创周期，所以一个劲地不能让它下来，不要在意调控，不会下来。

　　赵民：再举两个例子，当初农村改革，结果是生产队、公社都没有了。如果大家想这个结果，当时是不敢决策的，因为无法管理农民，否则怎么包产到户？公社也没有了，社会基础没有了。但是改完的结果并没有社会动乱。

　　第二个例子，外经贸部改革，当时外贸是有补贴的，出口多少要国家补贴多少，鼓励出口换美元。取消外贸部，所有的外贸公司的老板都反对，但是李岚清坚持做。结果所有的外贸公司都赚钱，公司、个人和国家都盈利。

　　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几刀下来会把房价抑制下来，但实际上北京、上海、深圳房地产价都涨了。第二轮可能50个城市，每个月涨5%，一年下来就是60%，那了不得了，复合增长还不只60%。这就是我们想象的政策和最后现实的政策的差别，最后管理的能力越来越大。

　　狄瑞鹏：大家讲的都是现状，我讲的是愿景。

　　两个简单的观点：

　　一个观点，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是不是从过去整合的资源企业变成机会型企业，往综合管理转化？现在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就是资源整合。以后我们评蓝筹地产的时候，说要专业地做房地产公司，但现在很多以前是政府官员下岗了，记者为什么能够成为开发商，因为他的社会资源是最丰富的，跟地方的政府官员、上上下下是如鱼得水的，这些人发了财。我们是清盘者，让我们做这个事也做不了，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资源，那是积累起来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功。现在由于特殊的关系资源是暴利甚至是超暴利，一本万利，将来无本万利都有可能。以后变成平均利润的时候，也就是你要把游戏规则搞定，把宏观的政策都搞定，这时你再无论是出现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政策，无论是什么样的经营环境，你都能够立地不倒，那就是房地产企业。

　　第二个观点，很多专家都谈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倒三角结构，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什么时候这个格局倒过来了就好了。

　　吕尚春：非常高兴大家今天来《经济观察报》参与这件事情，感谢各位专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