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美籍华人，著名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国内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理论系和研究生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5年新锐榜年度知道分子奖获得主。

　　知道分子：指的是一些人拥有各种不同方面的知识，但对每一样都不是非常得精通，只是泛泛而知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和信息。他们的知识面是横向的，开放的；而知识分子往往是纵向的，专业的。知道分子也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知识的不断更新，使得一部分原本是知识分子的人成为知道分子，而传媒的高度发达和信息的大量侵入更加剧了这一过程。

　　从知道分子身上，我们似乎隐约可以看到当今社会的浮躁。然而，知道分子的存在，从另一角度来说，别说拥有人类几千年积攒下来的知识储备，就是对某一偏门的知识，要大致理出个头绪，恐怕都要花费一个勤奋的人几乎一生的时间，所以有选择的阅读、懂得适当放弃是惟一可行的途径。知道分子只说别人要听的话，说别人想要知道的东西。效率至上也许是知道分子的座右铭！

　　知道分子的五大评判标准：

　　1、知道分子喜欢网络，任何一个都是杂家，随口即可说出无数概念、原则、定义、理论，所涉领域广泛。

　　2、知道分子不甘寂寞，与媒体关系密切。默默无闻和知道分子是一对矛盾的词汇

　　3、知道分子对于批评比原创更热衷更有想法，在驳斥对手的过程中，他们最懂得享受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的快感

　　4、知道分子追求自由，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秀的事。

　　5、知道分子很少会安静下来慢慢写一本书，他们最大的特征是“不为”，最大的特点是“到处开花”。

　　10月27日14：00新浪房产频道特地邀请到知道分子王受之先生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同广大网友聊北京房价。

　　知道分子王受之精彩语录：

　　中国人的价值观同以前比较更加现实。

　　中国变化得非常快，20多年里中国的变化超过了我们上一个世纪的变化。由于它发展太快，所以我们也就面临经济发展太快带来某些负面后果。特别是对于环境的保护、污染的控制。由于经济发展太快，社会伦理道德的标准相对滞后。

　　中国房价一般来说是不太正常的，衡量一个地方的房价跟我们的平均收入有关。我之所以说房价不正常是因为不符合收入标准，一般来说在美国是用两年到三年收入能够偿还房价。但是，国内有一种收入叫“灰色地带”，这是国家统计不出来的，用灰色来衡量房价是没有依据的。我只能用正常收入来衡量房价。所以这个角度说房价是不太符合的，这样做的话使那些依靠固定收入的人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住房，应该说这个房价就是不合理。

　　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比如国六条等政策，从国外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比较初级的愿望的表现，并不能够变成制约这么大一个国家房地产产业的有利武器。我想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慢慢使房地产政策更加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恐怕还会有很多的曲折的路会走。

　　房屋价格的高低并不在于它的容积率的高低，美国的房地产界有一句话说房地产最高的价值标准有三个字，就是地点、地点、地点。容积率不能解决房价问题。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英文叫做不重要的一年，用这个名字来叫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习惯的思维是把改朝换代的一年作为很重要的年代来研究，而这本书是选择一个很平常的一年研究这个时代。他比大变革的时代看一个社会更能看出社会的真实面貌。

　　圆明园复建工程应该分两步做，一部分是修复完全已经消失的没有痕迹的部分，把还有痕迹的部分妥善保护起来，不做全部恢复，也不做全部的保留，而是部分恢复，部分保留，这样既能够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娱乐、休闲的古典园林的样子，但同时也留下进行历史教育的遗迹，所以是一个混合工程，而不是一个全面恢复或者不动。

　　中国在建筑的发展里面其实不能够完全走西方的道路。我们在建筑设计里面应该考虑到一些院落、小镇文化，我现在很提倡小镇文化，就是小城的价值。

　　设计师免费设计是很不合理的，那是对智慧的一种歧视。

   主持人 孙华莹

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广大新浪网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新浪网邀请到著名的建筑设计师王受之先生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同大家聊聊王老师眼中的中国现状是怎么样的？

　　王受之：我其实也不能算是个外国人，虽然在美国大学工作了20多年，但是基本上每年在国内都有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并且回来的很频繁，这个月就回来了两次，上个礼拜在郑州开会，这个礼拜又来到北京新浪总部，接受你们的访谈。其实我对中国的感觉和中国人差不多，第一是觉得中国变化得非常快，20多年里中国的变化超过了我们上一个世纪的变化，并且是在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方面做了很多物理的变化，比如建筑这些东西。

　　心态上我觉得中国人的价值观也有很大变化，从以前比较理想主义变得现在更加重商，或者更加现实。有很多东西变化的令我自己都感觉吃惊，比如说新一代的年轻人对性的问题上观念变化是我们这一辈人无法想象的，解放程度上超过了美国的大学生。因为我在美国工作了20多年，也是教大学生，国内的某些年轻人的解放程度在美国也不太看得见，就是说相当厉害，像木子美这种情况在美国不很多见。

　　我倒不是对这些有不同的意见，主要是觉得变化太快，快得让自己好象有些跟不上，每次回来都是希望能够了解一些新的事情，像超女这个现象一出来也引起了这么大的振动，而且做了超女的雕塑。这种情况作为一种“B”艺术情况并不多见，真的把明星作为雕塑就是史泰龙做的雕塑，那是因为电影成功。像超女这么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在中国都变成一种时尚，我觉得自己都还没有能够醒悟过来，为什么会走得这么快。

　　主持人：您认为这么快的步伐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王受之：如果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里面来说，应该说不太正常。因为很说有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够跨越西方国家大概用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走完的路，而中国用了20年就把这段路走过了，应该说处于一种极高速的发展。不管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人们思想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这么快。我们知道，以前最快的就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用了50年时间，从1868年到1962年，到明治天皇去世，用了差不多50年时间使日本变成初具现代化规模的国家。韩国是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用了差不多80年的时间走完这段路，而我们用了20年。我们影响的人口太多了，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有这么剧烈的变化的话，就是说超乎一般的意思。

　　主持人：您认为这种不正常是好是坏？

　　王受之：从主流来说是好的，因为这个发展首先是使我们在经济发展上很快把1949年—1977年丢掉的30多年的经济低速发展，集中精力搞运动的东西赶上了，就是说中国人民很快走上了小康的水准，人均收入达到一千美元，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所以中国现在开始初步进入小康水准，特别是大都市、沿海地区超过了小康，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收入水准都接近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所以这点我觉得是不错的。

　　由于经济发展的很快，所以很多人在意识上也突破的很多以前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比如说流行音乐、当代艺术、现代建筑的概念等等，以前我们争议了很长时间，这些事情都没有能够突破，还处在理论的争议上。现在用了经济高速的发展，牵引的作用把这个很快就突破了，从主流来说是好的。但是由于它发展太快，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太快会带来某些方面的负面后果。特别是对于环境的保护、污染的控制，由于太快道德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道德没有跟上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发达国家，其实社会伦理道德有一个标准，比如说有一次在美国的山上翻车，翻车以后我估计有50辆车马上停下来帮我，其实我没出事，都停下来了，所有美国人，不管什么人，在雪山上只要经过那条高速的都来帮我，我其实没有受伤。在10分钟之内直升飞机在我头顶上，救护车和消防车都到了，社会系统很完善。救护车到了以后要我做X光检查，看我有没有骨折，我说没有，他说一定要做，这是一个程序，整个都作了一次，给了我一个报告让我签名。这套系统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形成的都是，我只是举这么一个小例子来说，在国内有车祸的话，当然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抢救的机制，但作为市民来说有多少能够分布奋不顾身抢救这个人呢？看热闹的比较多，真正能帮忙的比例还是比较少。

　　所以我就说，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东西跟不上，跟不上的东西很多都是价值观、意识，或者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模式，还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还是有差距。

　　主持人：我希望问您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就是房价的问题。您认为中国，小到北京来说，北京的房价正常不正常？

　　王受之：一般来说是不太正常的，其实衡量一个地方的房价的话跟我们的平均收入有关系，就是说你的收入比如一年赚一万块钱或者十万块钱，房价一般来说在美国是用收入大概两年到三年的收入能够偿还房价，比如美国一栋房子是三十万美元，像我这样的大学教授是十万美元一年，也就是我三年的工资就能够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当然我不会三年就还，一定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但价值是两年或三年收入的标准。

　　按照北京的房价来看，这些年涨的太快，因为根据国家统计公布的资料，北京人的收入两年到三年基本上买不到一套象样的房子，比如100多平米的房子。

　　主持人：有可能是20年、30年都买不到。

　　王受之：所以像上海就更加离谱了，有些房子三到四万一平米，可能一辈子的收入买不到一套房子。我之所以说它不正常是因为不符合收入标准。国内有一种收入叫“灰色地带”，国外比较少见，就是国家统计不出来的，这个东西我不能在这里说，用灰色来衡量房价，我只能用正常收入来衡量房价。所以这个角度说房价是不太符合的，这样做的话使那些依靠固定收入的人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住房，应该说这个房价就是不合理的。

　　主持人：不知道您对中国的一些政策了解不了解？中国出台了很多政策，都是为了控制房价，但是好象效果并不是很显著，您认为就您来说您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王受之：我肯定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原因也非常简单，在外国的房地产是私有土地和私有房产的买卖，是纯粹商业运作。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很特殊，土地是公有的，所以事实上买房子并不是真正的买房子，是买一个居住权。因为是所有制的问题，土地是公有的，房子是私有的，这个东西没法说的。所以在体制上我们还没有理顺这个关系，我不觉得中国马上会把土地变成私有，但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公有和私有之间的摆法就比较奇怪。我在深圳买过一个房子，那是一套二手房，我去领房产证的时候房产证上说我有40年的使用期，我就说40年以后怎么办呢？给房产证的人望了我一眼，说您今年多大年年纪？我说50岁，后来他说得了吧，您活不到90岁。这个问题实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40年之后就别管了。事实上就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现在所谓的房地产是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比较特殊的产品，这个产品谁也讲不清楚它的属性。既然讲不清楚，它就有一个控制公有土地转让的权利和私人开发利润的空间。这个空间如果摆不清楚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去堵塞腐败。因为有一个公和私的使用权转移的问题。如果完全杜绝腐败的话，全部私有的话，就是纯市场监控，如果是既公有又私人使用，这个之间有一个不明显的界限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国家宏观调控只是调控一些市场操作的方法，而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核心。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政策，比如说六条、新六条，有些政策很具体，比如规定70%的楼盘必须是90平方以下的，这就很具体了。这些东西都能够体现出政府的一片苦心，希望社会的大众、弱势群体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是这些东西我从国外的角度来看，还是一种比较初级的愿望的表现，并不能够变成制约这么大一个国家房地产产业的有利武器。我想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慢慢使房地产政策更加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恐怕还会有很多的曲折的路会走，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能提高房屋的容积率来降低房屋价格？

　　王受之：其实房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容积率的高和低，美国的房地产界有一句话说房地产最高的价值标准有三个字，就是地点、地点、地点。容积率看放在什么地方的容积率，如果在一个闹市中心，比如在上海淮海中路附近、在衡山路附近，如果能租一个50层的楼一样可以卖很高的价钱。而这个50层次的楼摆在宁夏或者青海或者某一个没有人的空旷的地方就不值钱了。所以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来看房地产容积率的问题，主要是看地点的价值性。因为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并没有走西方的发展道路，西方是都市化，大家朝中心走，郊区化就是大家都离开城市，朝郊区发展，城市中心就空洞化，像洛杉矶的市中心没人住，都住在外面。这几年新都市主义又往回迁，有三拨。中国没有走这条路，都市化和郊区化同时进行，因为人口太多。

　　第二，我们的城市化水准比较低，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准不一样，我们有35—40%之间住在城镇里面，60%的人口住在乡镇。我们知道，全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准是50%，如果中国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准，也就是50%的水准的话，在未来的十年如果要达到这个水准，意味着中国还有2亿人住到城市里来，我们要为这么多人提供新的住房，还有城市里人的人本身住宅面积不够，还要置换，所以这点来说中国不可能出现西方的郊区化过程。城市化和郊区化是并行发展的，这段东西我们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参考，就是有很多的经验只能凭我们自己摸索。美国是发展非常快的城市，很多人希望学美国，因为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市中心。在北京，比如东单、西单，能不让大家住那儿吗？只是不能住而已。洛杉矶市中心一街、二街、三街都没有人。

　　主持人：王受之除了在建筑方面很有造诣，我听说您最近读了《万历十五年》。您有什么看法？

　　王受之：很有趣，因为黄仁宇先生离开中国几十年，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就出去，原来他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参加过去缅甸的远征军，后来读历史去了美国，在美国当教授，主要研究明代的历史。因为他没有受到历史学界很多观念束缚，所以走自己的路。特别是建国以来，我们国内对于明史的研究有一些固定的说法，比如说明代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其中很重要的是通过一两本书，比如某某人的工厂有多大，或者景德镇，晚上的炉火把天都照红了，这些东西都没有具体的依据。

　　其实把一个企业做很大，就叫做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国内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估计秦始皇在做兵马俑的时候，做兵马俑的那批工人很大，有那么多兵马俑得有十万人在那儿做，不能说秦始皇时代因为有这样的生产规模就叫有资本主义萌芽，不能划等号。其实最主要的是货币和产品的关系，我们叫MCM模式，从产品到货币，再到产品这么一个过程。而货币很简单，黄仁宇先生说是一种公共制度，这个公共制度就是说谁拿了货币就对这个国家有一定的控制权。资本主义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私人资本家手上有很大的货币，能够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

　　在明代，包括清代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愿意个人能够掌握大量货币而控制这个国家的命运，按华人雨的说法中国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我在国内不太认识，到美国20年以后我觉得中国历来的政府都不愿意某一个私人拥有太大的货币，而用这个货币去控制公共制度，我想这是一个说法。所以那本书选择了《万历十五年》，英文叫做不重要的一年，用这个名字来叫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习惯的思维是把改朝换代的一年作为很重要的年代来研究，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我们把革命或者改朝换代的一年、李自成进北京的那一年作为研究重点。黄仁宇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他选择一个很平常的一年，我觉得从平常的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一个社会，比大变革的时代看一个社会更能看出社会的真实面貌。比如说我们看北京，如果拿2008年看北京，那是典型的一年。因为那个时候北京肯定是鲜花盛开，机场不堵塞，交通非常通畅，在北京那就是很显著的一年。如果拿2008年作为研究北京的一个切入点，指100年以后，那肯定看不出是真正的北京。拿2006年来看北京，这是不典型的一年，但是恰恰是反映真实北京的一年。交通堵塞、污染、下了大雨排不出去、沙尘暴，实际这是不典型的一年，这本书很有趣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国内研究明代历史的人很多人骂黄仁宇的书，说他这个人不是学专业的，不是研究明史的。我觉得在学术上应该宽容，别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切入点要容忍。我们做历史、研究方面应该有多言堂、而不是一言堂。我自己是一个搞理论的人，我从来不挑剔别人，我写了这么多文章，我没有写谁的理论错误，也没有说谁的理论不好。我有我的看法，别人有别人的看法，把看法说出来就行了，不要横家干预研究。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学术的容忍。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名词应该是很多人都在追求的。

　　王受之：其实我看新浪网有时候会看，看了很多网站有些人对某些现象有不同的意见。有很多人属于不太容易容忍别人的人，上网痛骂一顿，用词过激，这样的很多。我在美国网上看，这种类型的例子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社会如果逐步走向文化的成熟，大家对别人的包容和宽容的心态会更多一点，就不会那么刻薄的去对待某一个不同的看法。我并不认为黄仁宇的书就是正确的，但起码是研究明代历史的一个不同角度。这本书我觉得应该是学术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