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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医改的目标是最终使老百姓的医疗保障水平提高，那么医改失败乃是必然的，因为这样的目标从来就没有成为医改的出发点，今天中国多数人得不到起码的医疗服务乃是正常的，就跟“瞎猫抓不到活老鼠”一样正常。
房改、教改、企改也和医改一样，如果从能够得到更合理的经营这一目标而言，在设计师那里确实没有进入设计，这些重大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推卸政府责任和拒绝承担成本的“凑合措施”。在1980年代初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减少财政支出就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为此就出台了各种给财政减负的“改革步骤”。首先是拒绝给企业提供资金，进行“拨改贷”，这是把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转嫁给银行承担；而企业还继续跟毛泽东时代一样要向财政输送高额的税收和利润，由于失去了原来返还份额，国有企业就成了政府的“提款机”。
正是为了“把一切负担从财政转嫁出去”这个目的，各种改革都启动了。在1990年代早期，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事业单位对工资上升的要求很殷切。因为事业单位的工资是由财政开支的，由此就产生了严重的不满，精英们首次利用民谣的方式去申说自己的不满，他们说“坐车的不如开车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为了缓解这个政治压力，朱同志想尽了一切办法不让财政承担这个负担，保证财政资金始终以满足政治需要为主，由此就启动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承担的“改革”。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了给这个改革正名，就想当然地加上了一个前缀“市场化改革”。
一个工人告诉我说：本来从前我们的子女教育、医疗和住房，都有很切实的解决方法，不需要我自家出高价，现在都成了不出高价就得不到的东西，这三个方面都变成了别人可以“趁人之危”，改革把原来都不是“危”的东西变成了“危”，要上学，多拿钱来，要治病，多拿钱来，要房子出高价。这个说法非常深刻，表明了这些行业的高价是如何形成的，一个人处于“危难”之中，必定意味着失去了选择余地，谈判地位就急剧下降，不得不接受对方的价格敲诈，谈判地位的极端不对称是不合理收费高价服务得以维持的原因，而所谓的改革使得多数人在这些方面的谈判地位急剧下降。
作为地产大鳄，以及教育、医疗等行业的从业者，在普通人的危难面前，就获得了很大的谈判优势，可以强迫对方接受不合理的高价。这样的改革过程，非常顺利地落实了精英们的优势地位。邓小平的改革设计本来就是为了把财政负担转嫁出去，不可能不给精英们行使剩余索取权提供合法性。改革使得精英们获得机会搞价格敲诈，邓小平则成功地把财政负担转嫁出去了，获得暴利的行业和高薪的精英们，在政治上，他们作为朱氏改革的经济得利者而成为政府权力的社会基础。重大的政策转换，总是在造就受害者的同时造就了受益者，精英们得了高薪，朱熔基转嫁了财政负担和赢得了政治支持，老百姓就受难了，老百姓说教育、医疗和住房是“新三座大山”。
就今天知道的情况看，邓小平为了完成政治基础转换，由原来的平民主权改成精英主权，可谓费尽了心机不惜一切手段，甚至是军队失去战斗力也在所不惜。根据纪登奎的说法，邓小平决心让军队参与经商，就是为了消弥军队对他的不满，纪登奎提醒说军队经商后果很严重，邓小平说顾不了那么多。由此也许可以想见邓小平“韬光养晦”政策的决策过程，以及他的巨大政治决心。邓小平的改革初衷是为了转嫁财政负担，他最终很好地实现了这个目标，同时还顺利地实现了新中国政治基础的转换，虽然老百姓有些不满但是精英们满意了呀，改革不可能没有人承担成本和代价，作为改革初衷的财政目标和政治目标都很好实现了，这怎么能说改革失败了呢？
特别是大学教师的工资，在物价连年上涨的岁月显得很低，教育部多次打报告给邓小平，要求给教师涨点工资。他不肯涨工资，但是同意“破墙开店、文凭批发”，这实际上是开口子让教育通过自己掌握的垄断资源去社会上攫取财富，在财政之外去老百姓那里寻求财源，来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这其实就是历史上的“养官于民”政策。后来朱镕基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则把这一政策后果推向了极端，使得高校在短时间内获取资源数量，迅速攀升到历史的顶点。
医改的不成功乃是必然的，朱熔基设计的医改方案，本来就不是什么“市场化”，这些都是知识精英们宣传的，没有什么依据，至少邓小平就没有说过。正如卓林所言，我们家小平没有搞什么理论，那些都是人家说的。所以把医改失败说成是市场化的失败，也不一定合适。就医改的初衷而言，“转嫁财政负担”实际上是很成功的，由于医改得利者――精英们――感到邓小平的温暖，在政治上转向邓小平，实际上还收入意外的政治利益，今天大学教授和医生中间很多“非毛化”的拥趸者，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当然老百姓就医是否难，从来就没有成为政策和改革的目标，就算是出了点问题，也不能说是失败了。
当然，要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从来就不是精英们改革的方向和目的，而且精英们也未必真的知道如何做。按照农民赤脚医生覃祥官的说法：合作医疗成功的两大前提是要有毛泽东思想和集体经济，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就是唯一的“合作意识形态”，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是“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而集体经济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合作组织，在这个组织中间医生也不得行使剩余索取权，得跟普通的农民一样在生产队里每天记十分工。没有合作意识形态和合作组织，就无法否定市场化条件下依据谈判条件优劣所时刻进行的高价敲诈，多数人就无法突破谈判上的不对等地位。许多人为见义勇为英雄无钱治病跳楼自杀而愤愤不平，其实就是要有大量这样的案例，才能更加突出医疗行业在病人面前的绝对优势，否则行使剩余索取权就是一句空话了。
从国外的经验看，英国是政府主导全民医疗事业，医生和医院的经费都是政府供应，大约需要5％左右的GDP产值来维持这一福利。而法国也是全民医疗保障，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是医生独立开业，医生和医院是从事商业的，因此法国实现同一目标就花费了11％的GDP，当然美国医疗事业占GDP的比重就更高一些达到13％。在这个巨大的差距背后，是英国由国家供应事业经费，取消了医生趁人之危的机会，医疗事业在病人面前的强势地位无法转换成为“剩余索取权”，因此仅仅用了不到法美诸国一半的GDP产值，就实现了更全面的医疗保障。当然，这样做也不是没有问题，著名精英李光耀的老婆，在英国就没有得到“优质服务”，他很有点怨气。
在毛泽东时代晚期，中国85％的人享有医疗保障，但是医疗事业的GDP不过300亿元人民币；在2000年中国医疗产业产值达到7000亿元，但是享受医保待遇的群体不超过人口的15％。由此可知，让老百姓享受医疗保障，其实对GDP翻两番一点贡献都没有。而不顾一切地追求GDP数量的增长，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到朱镕基政府结束，都是“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被包装成为“硬道理”。在这个意义上看，即便不是有意抛弃老百姓的福利，为了GDP本身也需要进行医疗产业化。显而易见，医疗产业GDP 数量的急剧增加，跟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提高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政府摔包袱”之后，医疗产业岗位上的精英们充分利用有利地位，执行高价敲诈的结果。那些被称为“福利市场化”的改革，其共同点都是让垄断行业（原来的行政事业单位）利用优势地位，行使剩余索取权的结果，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住房）就是这样形成的。
把负担从财政开支中间转嫁出去，是四项改革的主要出发点。不要相信那些鼓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说法，而是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卓林同志，卓林同志说邓小平进行改革的时候没有搞什么理论，更没有什么市场化的改革理论作指导。所以医改的失败，也谈不上是市场化改革的失败，如果是真的要朝着这个方向改革，显然就得设计如何通过个人、企业和国家建立一套能够运作的制度，以筹措适当的经费去支持之，只放开医院乱收费，而没有配套美国法国那样的经费筹措的市场化配套政策，这确实不能认为是一场市场化改革，更不是一场经过设计师设计过的改革，主流知识精英欺骗全国人民已经很久了，目的也许是为了把精英们“趁人之危”行使剩余索取权的卑劣行径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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